旁观者对犯罪者的恨大概来自于对罪行的无法接受与不能理解，而重现罪行的形成过程－－几根人类共有的比例不一地混杂着的平常丝线，那只无法干预的把自己窒息在壳里的吐丝蚕，线与线穿插中最微妙的几个锁扣，所有针脚早就吐露消息却不可避免地到最后一刻彼此连接才能被确定的形状－－一种被解构客体任人宰割的无力感在旁观者心里激起共鸣，“原来会做这种事的也不过只是一个仅被赋予自己不普通剧本的逐幕只读权限的普通人呀，也许我在特定设置下也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反派呢”。但这种无力感和不合时宜的自我肯定很快都克制在理智飞快撑起的梁柱下。心理的厌恶随着罪犯过往的揭示轻易转化为共情又转化为理智的厌恶－－犯罪者必须被绳之以法血债血偿－－理智地寻求反向与被害者共情－－生产生活在极端产物阴影下受到威胁－－的保护。于是旁观者在对敌对双方的分别共情隔着梁柱试图彼此侵染的过程中头昏脑涨，索性两个包袱一并甩开去要求经验和规则的盖棺定论。
至此一切又回到起点，回到该罪行还未结果而法律已完备的那个时刻，整个过程除了怅然若失我们一无所得，除了剧本没有人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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